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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看待互聯網平臺互相屏蔽

2019-03-27  來源:中國經濟網  作者:

隨著我國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,涌現出一批用戶量巨大的互聯網平臺。近年來,圍繞著屏蔽、封殺等問題,互聯網平臺之間“嘴仗”不斷,也引發了社會爭議。這反映出平臺之間競爭日趨激烈,也反映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給傳統政策法規帶來的挑戰。

近日,在互聯網平臺治理與競爭政策前沿問題研討會上,與會專家就互聯網平臺之間的封殺與開放等話題展開探討。

平臺很“脆弱”

有觀點認為,用戶量巨大的互聯網平臺應該定義為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,此類大型平臺應有向其他互聯網應用開放的義務,不應封殺其他互聯網應用乃至競爭對手。

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王曉曄表示,平臺如果要被定義為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,應滿足很多條件。例如,它應當是其他互聯網應用進入市場不可缺少的條件。此外,從經濟、技術和法律層面看,它應當是不可復制和不可替代的,但是互聯網平臺種類很多,數量也很大,單個平臺很難被定義為不可替代。

以騰訊“屏蔽”今日頭條系產品為例,王曉曄表示,微信是一個10億級用戶的互聯網平臺,很多人認為它已經成為一種互聯網基礎設施或者必備設施。但即使是缺少微信端的開放,今日頭條的多款產品用戶量也達到了億級。因此,很難說微信是其他產品進入市場不可缺少的路徑。

“互聯網企業既有贏者通吃的自然壟斷性,更有創新的脆弱性。”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范劍平表示,以傳統產業視角看,大型互聯網平臺好像具備市場支配地位,但在互聯網或者物聯網時代,這種判斷很難成立,因為技術創新更迭速度極快,即便是大型平臺企業,也很容易被后來者取代。因此,不能因為平臺的市場份額大,用戶量大,就簡單為其貼上“壟斷者”或者“市場支配地位”的標簽。

強制平臺開放應謹慎

基于此,專家認為,在對互聯網平臺治理過程中,對以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為由強迫平臺無差別開放的觀點,應持謹慎態度。

“反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競爭,不是為了保護具體的競爭者。”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盛杰民說。

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認為,大型互聯網平臺成為行業贏家,花費了巨大成本和代價,很多互聯網平臺要經歷持續的、長期的虧損,才能做到如今的規模。如果因為平臺規模大,就強制其不加選擇地開放,后來者可以免費利用這一平臺,那么對于平臺的構建者是一種傷害,對后來創新者的積極性也會產生不利影響。

《比較》雜志研究部主管陳永偉也持有類似觀點:“要求平臺強行開放,尤其是向競爭對手開放,會嚴重影響后來者建設平臺的積極性。假如說,其他應用可以比較低的成本直接使用其他平臺設施,那誰還會選擇創新呢?因此,從長遠看,這種開放可能會弱化未來的市場競爭。”

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表示,互聯網平臺往往涉及用戶的敏感數據。強制開放,就意味著強制分享用戶的身份數據、行為數據和關系數據,在個人信息保護制度不健全的法治環境下,會增加用戶個人信息和個人隱私的安全風險。此外,這些數據是平臺企業的戰略資源和核心資產,構成了平臺企業的競爭優勢。強制免費分享數據,不利于保護平臺企業的數據財產權益。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,應當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。

監管方式上需不斷創新

與會專家表示,對于當前互聯網平臺競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爭議,有關部門應當在監管方式上創新,給企業自治和企業間共治更多空間。

“在互聯網經濟領域,要避免對基礎設施、公用事業設施、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和必備設施界定過寬過泛,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。”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磊表示,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監管框架監管新興軟件平臺。對新興軟件平臺的監管,應充分考慮互聯網技術經濟特性以及技術迭代周期大大縮短等因素,創新監管方式,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作用,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。

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對此表示,互聯網平臺可以主動提高開放度,但這種開放一定要建立在雙方達成合約的基礎上,不能成為一種強迫或者免費的開放行為。“在雙方達成協議的基礎上,我主張互聯網平臺開放。”

時建中也表示,對于互聯網平臺是否應當開放這一問題,可以先由當事各方嘗試通過協議予以解決,即以市場方式解決競爭問題,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。“在此過程中,要審慎地使用行政命令強制平臺開放商業網絡和用戶數據。科學、合理、有效的平臺治理機制應該包括政府管制、平臺自治、平臺間共治等多種治理機制。對于新興經濟,政府要為平臺自治和平臺間共治留出必要的治理空間。”

關鍵詞:屏蔽 互聯網應用 平臺競爭 互聯網企業 互聯網經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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